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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规模测试引领我们走出新冠的阴影

2020-04-25| 来源:互联网| 查看: 317| 评论: 0

摘要: 毫无疑问,目前摆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的两个最大问题,第一是控制新冠疫情,第二是恢复经济发展、减少新冠疫......




















毫无疑问,目前摆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的两个最大问题,第一是控制新冠疫情,第二是恢复经济发展、减少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疫情需要人和人之间保持“社会距离”。只要距离保持的足够远、没有疏漏,疫情就可以很好地控制,如果不够远、有疏漏,疫情就会继续级数扩散。有效疫苗出来之前,保持社会距离是控制疫情唯一的办法。隔离、取消大型聚会、停工、停课、停止交通都是保持社会距离的有效手段。但不难看出,保持社会距离的力度越大,对经济的损害就越大,反之亦然。
截至4月15日,中国现存新冠确诊病例2004例,过去10天的日均新增81例,其中72%来自境外输入,可以说不考虑外部影响,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但付出的经济代价也是巨大的。2月份我国经济大幅停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PMI分别下跌27.4%和48.1%,降至逾14年最低水平,工业增加值下降13.5%,社会消费品零售下降20.5%,出口下降15.9%,据彭博估测,我国一季度的GDP预计缩水11%。据IMF的最新预测,疫情或使2020年全球经济急剧收缩3%,出现大萧条以来最糟的衰退,其中发达经济体全年GDP增速为-6.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全年GDP增速-1%。美联储等机构也预测,二季度美国经济收缩幅度在20%至50%之间,欧洲的经济滑坡可能更加严重。
那么,是否控制疫情和恢复经济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有没有办法能有在控制疫情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重新恢复经济,把经济的损失减少到最少?
前面讲到,在没有有效疫苗之前,保持社会距离是控制疫情的最根本手段。如何提高保持社会距离的经济效率是关键,而精确信息又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利器。比如说一个一千万人的大城市,我们如果只知道有100例新冠疑似病例,但不知道是谁、在哪里,我们能做的事就是把整个城市隔离起来。这样整个城市的经济就会停顿,损失极大。如果我们能精准地找到这100个人,我们就可以只把这些人隔离起来,城市照常运转,损失可以控制到最低。如果我们有信息,但不够精确,我们就得隔离一千个或一万个人。隔离的人越多,成本越大。在一个简单的场景中,一个出差人员如果需要隔离14天,那半个月的直接产出必然大打折扣,间接推动的消费也会大幅降低,总的经济成本是以万级来计算的。而取得精确信息的成本要低得多,比如核算测试一次只有一百多元。所以,取得精确的疫情信息是降低经济成本性价比最高的手段。目前看来,由于新冠可以无症状传染,光看发烧和咳嗽等症状远远不够,最精准的测试方法仍然是核酸或抗体检测。
疫情爆发期受测的感染者比率高,检测是为了确诊、追踪、隔离,打破病毒传播链条。以爆发期的纽约州为例,4月5号检测了18659例样本,其中阳性率高达44.6%。这种时期,只要有症状,即使不检测也知道大概率是新冠患者。到了疫情控制期,大部分潜在受检者是未感染的。以北京为例,根据公布的感染数据,推算常住人口的阳性率大概为百万分之四。因此对任何一个人的抽查结果大概率是阴性。此时测试的目的是为了筛查,从而将感染风险降至最低,提高民众信心,恢复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检测在控制疫情时期和应对疫情的爆发时期起到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思路。
疫情控制期要把经济活动恢复到接近疫情前的水平,意味着隔离强度要大幅降低。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把漏网的、未检出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尽可能地筛查出来,隔离他们,从而阻断病毒的传播。疫苗出来前新冠病毒不可能被完全清除,控疫的重点不应是保证零感染、零病例,而是在有感染的情况下,控制疫情而使它无法级数增长。简单地说,R不见得是零,只要控制在1以下就是胜利。
检测在控疫中的地位在逐步升高。最近,北京、上海、广东等主要入境地均对入境者进行100%核酸检测。但这些举措还完全不够,没有发挥出大规模检测的潜在威力。由于检测的高性价比,我们应该把它的作用用到极致。
我们可以通过大规模检测结合健康码建立起一个迅速识别疫情的监控系统:除现行的防控境外输入措施和境内进行流行病学筛查外,进一步扩大新冠检测的筛查范围。我们可以要求所有住宿酒店、乘坐飞机、火车、长途汽车的旅客必须出示一周内有效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通过确定每一个正在长途旅行的人都被检测为阴性,就能把旅行中被感染的概率降到最小;我们甚至可以要求到餐馆就餐、到电影院看电影、到体育馆看比赛的人必须出示一个月内有效的新冠检查结果。这样就可以对经常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出没的人群做定期筛查,确保他们并不是病毒携带者。我们可以对教师、医生、养老院工作人员、服务业人员等接触人群数量大或接触老年人机会多的人士定期检测。我们选择医院、交运工具、公共场合是因为这些地方是发现和阻断新冠病毒传染最核心的要道。
通过这个疫情监控系统,我们可以对不同等级的高危、中危人群给予了相应周期的检测来监控疫情的火苗。系统能够迅速的识别出散发感染者,然后通过隔离来降低传播系数R,并结合传染病学检测排查密切接触者,查缺补漏。这个系统也能够检测出之前基于传染病学检测体系中可能遗漏的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
这种强力度的规模检测,也会降低整个社会的信息不对称(比如乘客和乘客之间、消费者与服务者之间),有利于提振民众恢复生产生活常态、恢复消费信心。
有人可能会担心大规模检测中的假阴性问题。一方面,随着试剂盒生产质量、检测流程标准化的提升,根据我们的访谈,现在假阴性率比疫情初期已有大幅改善。另一方面,确实会存在一定的假阴性、潜伏期早期无法测出等问题,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完全消灭病毒(在疫苗出现之前也做不到),而是尽可能地把R降到较低水平,使疫情是收敛的,是不会使医疗资源产生挤兑的,是在控制之下的。
入境检测、城际交通旅客检测和全员(或者就业人员)定期检测。入境检测情境代表了目前执行的方向,但需要注意现在非常时期入境人员大幅减少,我们需要满足疫情发生前入境规模的检测量;就业人员定期检测大致反应了大规模检测需求的上限,现实中很多就业人员感染或者作为传染中介的风险很小;第二种情境城际交通旅客检测加上一些上文提到的其它核心场景/高危人群的检测都是大规模检测中可能需要覆盖到的。
入境检测情境,根据2019年数据推算,一周需检测156万人次,根据我们对检测需要人员需求和成本的假设,分别需要约1400名采样人员和4500名实验室检测人员,总成本约为1.56亿元,占周GDP比重约为0.008%,这对于恢复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收益而言成本可以说是非常低。
对于城际交通旅客检测情境(飞机、铁路),参照2019年数据,假设要求乘客全面检测(检测1周内有效),每周需检测6261万人次,费用约为62.6亿元,占当周GDP比重约为0.33%;如果放宽到检测阴性两周内有效,每周检测数可降至4040万人次,一周的费用约为40.4亿元,占周GDP比重约为0.21%,这相比恢复国内各地的经济运转的收益而言成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对于检测需求的上限情境全体就业人员检测而言,2019年末全国就业人数7.75亿人,如果每月每人检测一次,一周的费用约为1900亿元,占当月GDP比重约为1%。尽管实际操作中不需要达到这么高的检测范围,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限成本也要比强隔离带来的经济成本低得多。事实上,只需要保证对高风险暴露的、接触人员广的几类人群的检测就能从大概率上防范疫情。比如身处病房的医生和护士、连接公司和家庭的老师和学生、接待客流的服务员、四处奔走的司机,都应是我们重点检测的对象。我们可以在社区医院设置检测点或上门检测,把握这些关键人群。
通过这三种情境我们可以看到大规模检测在经济成本是完全可行的,我们再看看试剂盒和检测设备是否是制约因素。据国务院最新数据,我国每周的试剂盒产能上限2142万,核酸检测能力190万,应对每周的156万入境检测没问题,但对于流动人口检测或就业人员的检测短期内存在较大缺口。通过对业内人士的访谈,我们了解到试剂盒和PCR检测仪提升供应量是可以做到的,虽然这方面有缺口,但可以努力实现。
何况在疫情压力的众志成城下,新的技术、更高效率的设备不断出现,都可能会促使检测成本进一步降低,检测能力进一步提高。比如很多企业发布了能提高检测通量的设备或能提高检测速度的设备,前者复星医药、罗氏和瀚辰光翼等企业发布的新设备检测通量有2倍至64倍的提升;后者有雅培ID Now的即时检验,5分钟得到阳性结果,最多15分钟得到阴性结果。近几天还有美国高校研究人员发布了据称检测效果不俗的唾液检测法。
当然这些新的技术都还有待检验,如果真实有效并且能够快速投入到使用中,那么检测能力可以有数量级的提高,成本会显著下降。其次,我们可以运用已有的检测手段,引入“群体测试(group testing)”的方法大幅降低检测成本和规模限制。
“群体测试(group testing)”二战期间哈弗大学Robert Dorfman教授的发明。他发明这种方法是为了降低对美军士兵进行梅毒病毒检测的成本,效果斐然。这种方法也在新冠检测中被多所研究机构提出并证实有效,只不过还没有大规模推广。群体测试的原理很简单,单体检测是一人一检测,群体检测是多人一检测,同时检测多名受检者的“联合样本”。如果联合样本是阴性,说明所有的人都是阴性;如果是阳性,在逐一检测排查。
群体测试的优势在于,在检测流程不变的基础上,能极大地提高检测效率。假设有100份待检测样本,感染率为1%,传统方法需要100次检测才能释放所有阴性受检者,但如果以10人一组进行测试,分为10组。那10次检测就能释放90人,效率大幅提高。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专家估算,如果美国按照每天10万次测试的能力运行该方法,每一周就能安全释放1300万人回到经济生产中。
群体检测在感染率低的时候才适用。因为阴性和阴性之和是阴性,阳性与阴性之和是阳性。阳性太多,最后只能逐个筛查,达不到省时省力的效果。但如果阴性占大多数,多个阴性可以一次通过,效率就能得到明显的提升。根据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当感染率为0.1%和1%时,可以把检测效率提高5倍以上。但当感染率在20%时,就没有任何效率提升的作用。所以,群体检测在疫情暴发期用处不大,但在目前的控疫期,我国新冠疫情感染率仅为0.006%,这种办法的效果就会极其显著。可以把测试成本成倍减小,而测试规模成倍增大。
目前,多家科研实验室已在新冠核算检测中试验了该方法,并表示群体测试不会稀释样本,因此并不会造成灵敏度显著降低的情况。以色列理工学院一次对64个样品进行了联合检测,成功发现了一个阳性样本;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院将50个样本分为10组进行平行测试,在4个反应池中发现5个阳性样本。此外,该方法也已经被小范围运用于实际检测中,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州立医院从3月下旬开始已使用将5个鼻拭子放入一个试管中联合检测的方式。
综上所述,“群体测试”可以解决大规模检测存在的巨量检测试剂耗费和单位时间检测样本受限的问题。在从抗疫到控疫的转折中,有可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值得政府和医疗体系慎重考虑采纳。
刘劲: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副院长、长江创创发起人与企业家学者项目(DBA)分管院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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